熊秉坤_百度百科
我们的辛亥首义元勋“熊一枪”。
1919年国庆之际，孙中山先生挥毫写下贺词，开篇即问：“今日是何日？难道不是革命战友熊秉坤举枪起义的那一天吗？”因首义之功，熊秉坤后晋升为陆军少将，担任混成旅旅长。1913年，他拒绝袁世凯的显赫官职，投身二次革命，先是组织改进团，继任鄂中司令。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护法运动中，他担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高级副官、代理参军长等职。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统一中国之愿，他回到武汉进行策反工作。在二七大罢工期间，据湖北武汉中共负责人张国焘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党的最后一次会议因敌人发现而紧急改在辛亥革命元老熊秉坤先生家中举行；熊秉坤不仅提供了掩护，还积极参与其中，他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他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品格。
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的前夕，我有幸专程拜访了湖北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副秘书长——熊秉坤先生的独子熊辉先生。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请他讲述他父亲的历史功绩，以便向广大读者介绍。熊辉先生，1927年出生，原是家中第七个孩子。然而，他的六个姐姐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不幸早逝。因此，他不仅是熊秉坤先生的独子，更是他唯一长大成人并传有后代的子孙；而且，从熊秉坤先生的父亲起，到熊辉先生这一代，熊家已经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了。近期，有媒体声称有人自称是熊秉坤先生的侄子，对此，熊辉先生笑着对我说：“那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代我澄清此事。”随后，熊辉先生又笑着说：“我父亲的功绩，国人早已耳熟能详，那我就来谈谈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全家深厚的关爱吧。”于是，我记录下了熊辉先生的以下回忆：
父亲昔日曾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要员。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他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共两党却分道扬镳，自此各奔前程。周恩来高举南昌起义的第一杆红旗，投身于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而我父亲，则曾在湖北省政府担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身兼武昌市市长之职。自1931年起，他长期担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直至1946年退役。在解放战争爆发之际，父亲发表通电，坚决反对独裁统治，积极推动和平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深切关怀，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照。
自50年代伊始，湖北省的省长张体学，在百忙之中抽空莅临寒舍，亲自传达了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并邀请我家迁往水果湖张家湾定居。父亲对此表示由衷的感激，并对张省长的慷慨之意予以回应：自己已至古稀之年，生活简朴，不再追求奢华，迁居新居实属多余；况且国家正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基础建设，应当将资金用于国家大业，待国家繁荣昌盛，民族振兴，子孙自会受益。张体学省长闻言，笑着说道：“熊老，您真是一位廉洁自律的典范，一生勤俭，安于清贫，不愿接受新居，却舍不得这陈旧破败的住所，您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头；我们共产党人倡导先苦后甜，您身上也体现了这种民族美德，我们不仅是好朋友，更是心连心的亲人！”离别之际，张省长再次劝说父亲搬入新居，但父亲婉言谢绝。张省长见状，只得派人修缮父亲居所。在修缮过程中，父亲仅同意对屋顶漏雨处进行重点修缮，而对于任何装饰性改动，他都坚决拒绝。
“我何德何能，我们曾是旧日的对手，你是皇帝，我是反叛者；然而今时今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冤家路宽，我们选择正义的道路，成为了朋友，都成为了新的人。让我们以新人的身份，为国家之繁荣，民族之兴盛共同举杯。”此后，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促成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见面。这次会见成为了一段千古传颂的历史佳话，一场汇聚了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盛会，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
1964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我有幸获准陪同父亲一同出席。湖北省的委员们均下榻于民族饭店。我犹记得，其中就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曾担任建国前国民党湖北省最后一任主席的朱鼎卿，以及后来担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民建武汉市委副主委孙耀华，还有享誉海内外的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同受邀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父亲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时，已显醉态。孙耀华等几位便对我说：“今晚你父亲过于高兴，多饮了几杯，已醉矣。”张副司令员哼着楚剧《蔡鸣凤》走过来说：“嘿，你父亲今日可谓是风光无限啊！”我紧张地询问是否酒后失态，他们却哈哈大笑。孙耀华说：“周总理来到湖北，与你的父亲握手交谈，我们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默默聆听。”吴天保则幽默地比喻道：“我们就像戏台上的跑龙套，只能站立两旁。”朱鼎卿也笑着说道：“周总理离去后，大家都为你的父亲感到高兴，称赞他为湖北增添了光彩，而且都知道你的父亲酒量非凡，一杯接一杯，喝得不少。”
“他的关怀细致入微，询问我的血压、心跳，关心我的住宿、饮食和生活，还问我在北京是否适应，以及你们的工作情况，有几个孙子孙女……”
‘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在认识上的一项重要共识，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这样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我们应积极筹备。’
我向父亲询问：“周总理曾承诺会牢记在心的事，那究竟是什么？”父亲面带满足与神秘，微笑回应：“现在还不是透露的时候。”
“你曾询问的那件事，现在应当告诉你了。1959年春天，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周总理邀请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委员举行座谈会，鼓励大家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记录下来，留给后世。他说，这是宝贵的财富，非凡的财富，能够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汲取经验，吸取教训，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祖国统一。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常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平等，十分公允，每个人都将迎来这一天。你们年纪已大，时不我待，一旦错过机会，就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东西留给后人。百年之后，我会尽力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地告诉我，你老远在外地，有事就找张体学。”父亲讲到这里，稍作停顿，接着说：“届时，你去见张省长，只需告知丧事，无需也不必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
“并无特殊要求，我骑自行车前来报丧，不必派小车。”丁力表示这是体学同志的意愿。于是，我们乘坐小车回到了家中。“非常希望能亲自主持并参加，但情况特殊，日后有机会定会到家中探望，望节哀顺变。”那时，我方才明白体学同志的难处，便不再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一切争执都是徒劳的。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韩宁夫主持。参加告别仪式的父辈们，既为失去一位老友而感伤，又庆幸能在这样的浩劫中得以聚会相见。
言及此间，熊辉先生顿了顿，随后继续道：“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有幸参与了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亲历邓小平、李先念等杰出领导人的接见，并与他们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得以重现，党的统战工作亦迎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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