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毛泽东与张闻天纠纷
延安时期的毛、张。
导言：
毛、张长征中合作，亦存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则故事。张闻天发布命令，要求全体人员按时起床，届时鸣响号角。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早晨难以起床，因此他生气地反问：“哪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可从未禁止过我如此行事！”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先生邀请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仁就其回忆张闻天的文稿进行交流。张培森、程中原、已故的施松寒以及我本人均参与了此次会谈。（附视频《张闻天：一位被历史遗忘的杰出人物》）
胡乔木取出一份已誊写的文稿，解释道，他的文章创作已然开始，然而由于视力不佳，撰写长篇文字显得颇为不便。此外，他的脚部亦感不适，虽属暂时病症，但在四月份内影响显著。鉴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因此特地邀我们前来解燃眉之急。
他的谈话精华已收录于《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并经本人亲自修订与审订。该文先后于《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及《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与读者见面。
未纳入整理内容的核心部分，主要聚焦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交往，胡乔木曾坦言，这部分内容“颇具难度，难以着笔”。
时光荏苒，转眼已过去二十余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公众对党史中事实资料的披露充满了更高的期待，同时鉴别力和承受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整理当时记录（尤其是那些尚未公开发表的部分）的适宜时机。这些记录曾得到张培森、程中原二位先生的复核确认。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怨恨深。
1941年，我被调任为毛主席的秘书。在这段经历中，有几件事情显得尤为难以叙述。
毛主席曾向我询问对张闻天的观感。我回应道，印象颇佳。他曾对冯文彬提出过批评（注1），这对我们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毛主席对张闻天颇感不悦。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不曾真正了解此人，他恐怕难以胜任任何工作。
在那个金秋时节，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免去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位。毛主席在会上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存在空谈、高傲、胆怯、软弱和自私等问题。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自视甚高，与人交往疏远，深入群众的机会不多，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也甚少。即便开会，也只能围绕议程一、二、三、四展开。
毛主席批评很中肯。
彼时对张闻天撤销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的决定，亦与他三次参与“左”倾路线决策所负责任密切相关，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政治局势分析与问题判断上，他与博古持相同观点，但在苏维埃具体政策方面存在分歧。
那次批评，我后来才听说。
此后，张闻天赴绥德（注3）一游，归来后参与了整风运动，并发表了演讲。
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论待人接物问题》一文，其影响力广泛，不仅在延安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是在国统区，亦同样具有显著的感召力。
在大众心目中，共产党人常被误解为冷漠无情，不谙人际交往之道。然而，本文旨在消除这一偏见，为共产党人正名，从而提升他们的形象。
然而，在整风运动中，该文章遭到了批评，指责其缺乏阶级意识。
康生批评强烈，毛主席亦不赞同。
实则该文阐述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并强调了与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必要性。
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始终是毛主席未能解答的难题：每当谈及人性，便触及阶级的印记；而每当目睹他人论及人性，便心生反感。
当时批评过分了。
在七大选举之际，曾提及张闻天的贡献，然而重心却更多地落在王稼祥的身上。实则，张闻天的贡献并不逊色于王稼祥。他亲手拟定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并力荐他担任总书记一职。
在某个阶段，毛主席曾邀请王稼祥至杨家岭居住，遇事无不与他商讨。
有人传言，“山沟之中难孕育马克思主义”乃王稼祥之语，毛主席听闻此言后，对其态度变得冷淡。
毛主席后来信任王稼祥。
在中联部任职期间，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王稼祥因此受到了批评。王稼祥坚持认为，对待欧洲的和平运动应持包容态度，他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主张分阶段进行处置。为此，他们共同起草了一封联名信。
主席对这件事颇感不悦。尽管如此，他对王稼祥的态度总是相对和善，而且王稼祥的解放时间也比其他人要早。
毛主席对张闻天的情感颇深，在整风运动期间，曾撰写数篇文章，集中对张闻天进行批判，然而，他并未打算将这些文章公之于众。（注4）
毛、张、王
毛泽东：洛甫意见大体可。
1944年，毛泽东主席委派张闻天、陈伯达以及我担任其政治秘书一职。（注5）
与张闻天枣园共居。
张闻天编纂了我国革命历程的详尽大事记，犹如一部年表，极具参考价值。若今能觅得此文献，实为幸事。（注6）
其中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比如，古田会议期间，毛主席与陈毅之间曾出现过一些矛盾。
毛主席曾言，为确保红军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坚决抵制陈毅主义。若不对陈毅主义予以反对，革命事业恐将面临败亡之险。
陈毅性情豁达，行事随性，有时对命令置若罔闻，对禁令亦不以为意。毛主席则截然不同，他对制定的政策执行得坚定不移。尽管讲话时常风趣幽默，但在处理事务上却是严谨无比。
随后，陈毅抵达上海，周恩来叮嘱他必须坚定地服从毛主席的领导。陈毅返程后，古田会议方能顺利召开。
古田会议主要聚焦于朱德与陈毅两位人物。毛主席持不同意见，认为双方难以携手共进，遂选择退出前委。
陈毅随后前往邀请，于是他撰写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因此，决议中提出了颇为严格的原则与主张。
担任政治秘书的职责，实则并非繁重。张闻天便以此为契机，勤奋地记录下自己的笔记与回忆。彼时他正值青春年华，与所记之事的发生年代相去不远，因此所记内容清晰可鉴。
起初，毛主席命我们着手准备七大报告的初稿，但随后认定我们撰写的稿件并不适用，遂亲自从头至尾重新撰写。
张闻天（1900—1976），亦称洛甫，系上海南汇县之籍贯。
抗日战争终战，张闻天莅临东北，自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络。
我深知，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他潜心钻研经济建设方针问题，并向中央提交了若干篇极具洞察力的报告。
在此阶段，他对合作社问题所撰写的报告，力主推行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机制，与少奇同志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分歧。少奇同志对此类提议持根本否定态度。
洛甫认为，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少奇则反驳说，利润并非企业的最终目标，因此此观点的表述并不妥当，甚至将问题过分夸大。
少奇致信毛主席，而毛主席回应称，他的信自己并未细读，但认为洛甫的意见大致可行，稍加修改后亦适用。毛主席对张闻天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
1950年，张闻天受命前往北京，筹备就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一职。
在1945年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之际，党中央曾计划派遣张闻天代表我国出席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嘱托我起草相关新闻稿，特别强调要在稿文中明确指出张闻天曾参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中央最终决定改派董必武出席。
张闻天继任王稼祥，任驻苏大使。
在王稼祥执掌期间，中苏关系一度紧张，苏联方面疑虑我国将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以至于他在归国时，竟未举行任何欢送宴会。
张闻天离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局势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他告别苏联之际，苏联人民为他举办的欢送仪式充满了热情。
嗣后，在批判张闻天之际，提及王稼祥在苏联遭受冷遇，而我却颇受青睐。实则，张闻天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更为得心应手。
1954年，我赴苏联接受治疗，曾多次走访大使馆。张闻天先生勤勉于调查研究，频繁向国内发送电报，通报苏联的最新动态，中央对其信息给予了高度重视。
我建议他撰写更多电报，详述苏联的领导策略。那时，我观察到我国在经济领导方面似乎步调不一，而苏联在管理经济方面则显得井然有序。因此，我希望他能多撰写此类电报，以影响我国局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撰写的电报数量并不多，这或许与中苏间的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下的使馆运作井然有序，他以其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众多同事的尊敬与信任。然而，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措辞确实颇为棘手。部分人员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显得颇为微妙。
1958年，陈毅接棒周恩来，肩负起外交部长一职的重任。当时，中央高层曾深思熟虑，探讨是否应保留张闻天在外交部的职务。
周恩来评价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工作态度尤为认真细致（如他曾亲自走访我国各驻外使馆，进行了一次全面巡视，此举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外交部领导人中实属罕见），因此他建议留下张闻天。
张闻天的工作获中央好评。
张闻天 刘英
毛泽东问道：这些新兵是从何而来的？即便是朱总司令，也未曾禁止过我这样做！
毛、张长征中合作存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个故事。张闻天下令，要求全体人员必须在特定时间起床，届时鸣响号角。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早晨难以起床，因此他生气地反问：“哪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可从未限制过我！”
张闻天勇于担当，本可置身事外，然而他的知识分子气质使然。
毛主席会上给张文件。
张闻天：此事不宜在会上讨论。
毛主席将文件掷于地面，断然表示，会议不应仅仅沦为讨论问题之地。
毛主席的讲话如海天一色，内容丰富，一席话中蕴藏着诸多深意，所阐述的道理亦颇丰。
张闻天偏好于遵循固定的作业模式，他主张会议需有充分的准备，明确的议程，并严格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列宁曾下达指示，要求会议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位工程师因超时被其及时制止。张闻天亦效仿此法。
毛主席对此种会议形式颇感不适，常在会议中随意转换话题。
1938年，前排自左而右依次为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自左而右依次为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郁达夫：你宜当诗人。
在庐山会议上，我的观点与张闻天不谋而合。事实上，早在苏联时期，我们之间的对话便已显现出对国内形势的相似见解。
《歌特》一文由张闻天执笔（注7），其创作无误。然而，该文影响力有限，原因可能在于作者不久后便离开上海，未能对“左联”的实际运作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周扬和夏衍未曾采纳，就连鲁迅亦未予以认可。
彼时，我们创办了一份32开本的刊物，它名为《中国青年》。
1941年二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张闻天早年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尽管张闻天本人并不赞同再次发表该作品，但我坚持认为此举可行，并向他详细阐述了我的理由。
彼时绥米警备区方才得以收复，区域内青年学生众多，他们的文化素养亦颇为不凡。在我看来，发表《飘零的黄叶》无疑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据张闻天所述，小说问世之际，郁达夫曾对他赞誉有加，称其作品宛如一首诗篇，认为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堪称一篇优秀的作家评论。从对王尔德的评析来看，此后我国似乎鲜有更系统、更全面的专著问世。而他翻译的《狱中记》亦然，至今未曾有新的译本取而代之。
1959年，张闻天庐山
注释：
注1：针对冯文彬的批评，主要涉及1938年时青训班对人员逮捕事件的指责。胡乔木在其所著《回忆张闻天同志》一书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我与张闻天同志首次在工作层面展开交流，那是在我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度担任陕西安吴（隶属于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期间，由一件具体事件引发的。
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并未身处安吴之地，估计是因公事而赴西安。班内有一名来自广东的青年，名叫陈珍雄，他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此刻，他在青训班学员中传播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此行为后来被现就职于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廖季立同志所举报。
除陈珍雄之外，尚有寥寥数人持有相似见解，他们亦参与其中共同活动。
彼时，康生归国不久，便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不久，我与同在青训班担任领导职务的张琴秋等同志商议，决定先行对陈珍雄进行批判斗争，随后将他及其一同进行托派宣传的成员逮捕，并预备将其送往延安进行处理。
恰在此时，冯文彬同志返抵，不久便收到了张闻天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
大体而言，青训班之所以设立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实乃基于西安事变所塑造的特定历史背景。当时，红军驻扎于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为便利西安与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及联络，曾在三原至洛川等县城设立联络站。此外，泾阳县云阳镇亦设有留守处，安吴堡亦曾留有伤员，这两地均位于三原西侧不远。鉴于国民党正试图多方取缔青训班，青训班作为非政权机构却擅自进行逮捕，这无疑为国民党提供了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错误做法，立即释放被逮捕人员。
这份电报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示，使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显得过于稚嫩。
最终，陈珍雄等人借助统一战线的纽带被转送至长安县政府，该县县长系党派中的同情者，故得以释放。
注2：“狭、高、空、怯、私”。
注3：此行旨在张闻天对陕北及晋西北地区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绥德，作为调查的首站，亦见证了调查的终点。
注4：此指针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所撰写的“九篇文章”之批评。
胡乔木指出，这批文章“确系笔锋犀利”，“措辞辛辣，锋芒毕露，间或含有几分讽刺”，“其中不乏令人刺目的话语”。
毛泽东原本并未打算公之于众，但在1965年5月对文章进行修订之际，他萌生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批文章情有独钟，于1974年6月特地翻阅了一遍，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要求人朗读给他听。
注5：在《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收录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胡乔木曾提及：“毛泽东同志曾有意让张闻天同志在其身边从事政治研究工作。”该文后来被纳入《胡乔木文集》时，则使用了“政治秘书”这一表述。
注6：在该文《回忆张闻天同志》中，此大事记被称作“以大事年表形式呈现的中国革命纪事”。
胡乔木曾评价道，这部作品是张闻天基于自身的亲身经历以及在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期间所见所闻所感所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他本人亦坦言，“许多事情，我便是首次从这部作品中得知的”。
这部作品，包括张闻天在长征途中所作的日记、1942年对陕北与晋西北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于1947年胡宗南对延安发起攻势的紧张时刻被焚毁。此事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遗憾，损失亦难以挽回。
注7：此处所指，系歌特署名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32年11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
本文犀利地指出了那种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作品简单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的狭隘关门主义谬误。
经程中原考证，瞿秋白与冯雪峰均采纳了这一批评意见，从而使得关于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之争得以平息。
鲁迅于1932年12月创作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与歌特作品的立场在抵制关门主义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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